2026年5月22日上午，“致敬经典”系列读书会第六场成功举办。我院巴战龙教授应邀导读齐格蒙特·鲍曼的社会学经典著作《现代性与大屠杀》，活动由副院长尹栾玉教授主持。

了解时代背景与作者信息是阅读社会学经典的重要环节，因此活动伊始，巴战龙教授将齐格蒙特·鲍曼的生平进行了简要梳理，以便对“为何《现代性与大屠杀》是鲍曼思想转型过程中的重要节点”及“它既是一项理论先行的案例研究，也是一项鲍曼自我发现的传记研究”两个关键问题进行解说。

鲍曼生于波兰波兹南犹太家庭，早年逃亡苏联；1943年加入苏联境内波兰军队，战后晋升上校并攻读社会学学位，1953年因反犹清洗被迫离开军队，次年执教于华沙大学哲学与社会科学系；1966年当选波兰社会学协会执行委员会主席，但后因“毒害青年罪”被驱逐出波兰，辗转于以色列、加拿大、澳大利亚短暂任教，直到1971年定居英国后于利兹大学获得教职。1990年代后，鲍曼在以专著出版社会科学理论著称的政体出版社出版著作多部，国际声誉日隆。2000年后，随着汉语学界规模化的“后现代热”的兴起，其著作的汉文版陆续问世，目前鲍曼已成为汉语学界最熟悉的西方社会学家之一。

鲍曼的学术生涯也在工作与生活地点多次辗转之中经历了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向现代性/后现代性理论的转向。早期他坚持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立场，在英语世界居于边缘，直至1980年代中后期转向现代性与后现代性议题，才陆续获得学界的高度关注。

奠定鲍曼学术地位的“现代性三部曲”（《立法者与阐释者》《现代性与大屠杀》《现代性与矛盾性》）尤以本次读书会选读的《现代性与大屠杀》为巅峰。该书兼具严密论证与丰富资料，既承袭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结构性矛盾的剖析、涂尔干关于“分类-秩序”的社会整合机制、韦伯对工具理性铁笼与官僚制非人格化运作的警示，亦呼应阿伦特“平庸之恶”的日常伦理反思。

在说明《现代性与大屠杀》的创作背景与作者思想的转折后，巴战龙教授提出理解鲍曼研究的关键前提——“社会”研究的两种根本范式。其一是社会生理学研究，聚焦“社会”究竟如何运作，以价值中立为原则，依托互动理论、结构功能主义、交换理论等非批判性社会理论，探究社会运行的条件、过程、机制与（现实）后果；其二是社会病理学研究，聚焦“社会”究竟如何改革，以批判社会理论为根基，强调问题识别、成因诊断与方案设计，并关注（预期）影响。巴战龙教授认为《现代性与大屠杀》属于前者：它不提供改革药方，而是剖析现代性要素如何系统性地为“大屠杀”创造可行性条件，由此彰显社会生理学研究本身所蕴含的深刻批判力量——不是诉诸价值评判，而是揭示内在可能。

当时既有的关于“大屠杀”的解释多为各种版本的“例外论”。鲍曼认为产生“大屠杀”的深层原因并非各种“异常说”，如“人性兽性说”“基督教反犹说”“德意志民族性说”“犹太族群本性说”和“经济增长与市场分割说”“替罪羊说”等停留于表层的解释模型所揭示的。在此基础上，鲍曼提出《现代性与大屠杀》的核心论点——一种革命性的“正常论”解释，认为“大屠杀”并非现代性之下的反常或例外，而是现代性本身的固有产物，即“大屠杀”不只是犹太人历史上的一个悲惨事件，也并非仅为德意志民族的一次异常行为，而是现代性本身为“大屠杀”提供了必要条件。现代性中科学理性计算精神、技术道德中立、社会管理工程化共同构成“集体行动可行性”的制度，使得“大屠杀”这样灭绝人性的惨剧成为设计者、执行者和受害者密切合作的社会集体行动，三者共同构成一种“遥远施害”机制。

读书会最后，巴战龙教授基于吉登斯等学者共识，提出社会科学对“现代性”进行研究的操作性定义：它并非泛指现代社会的性质和特征，而是由现代科学（知识）、现代国家（权力）、现代市场（资本）三者动态耦合而成的过程性-关系性-历史性-冲突性结构；社会科学关于现代性的研究，可以置于“知识—权力—资本”三角框架中加以审视和分析。

参会师生从多元研究视角围绕“现代性”相关议题与巴战龙教授展开交流研讨、互动答疑，进一步深化了对经典著作以及社会学核心议题现实价值的认知与理解。